中外对话新鲜出炉
中国和世界讨论环境
世界为何坐视气候变化
(May 21)
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担忧还不足以推动除了政治对话之外的实质性行动。本月初,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过去450万年中首次超过400ppm,并且仍在以每年2ppm的速度增长。按照目前的趋势,本世纪末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就将达到800ppm。如此看来,之前就如何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所进行的讨论不过都是些空话。
人类无聊地打了一个哈欠,决定坐视危险日益增加。伦敦帝国大学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主任布莱恩·霍斯金斯教授指出,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上一次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世界平均气温比今天高三到四摄氏度。格陵兰岛上没有永久冰盖,海平面比今天高很多,当时的世界与今天大不相同,不过并非所有这些差异都与二氧化碳水平直接相关。”
延伸阅读:《
气候变化已经来到家门口了,你还能忽视吗?》
虽然他很周到地作出了附加说明,但温室效应是基本的科学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地球的气候要比月球怡人得多。二氧化碳是一种已知的温室气体。而气温上升造成的大气中水蒸气增加等现象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提升大气温度。简而言之,人类正在用其唯一的家进行着一场大规模、不受控制而且近乎于无法逆转的气候实验。此外,从基本的科学事实和大多数合格科学研究人员的观点来看,这种实验造成灾变的可能性非常大。
如果对比我们在债务问题上的处理,我们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不作为就显得更加耐人寻味。我们的耳朵里已经灌满了歇斯底里的警告,告诫我们庞大的公共债务将对子孙后代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代代相传的不过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金融追索权。最坏的结果也无非就是债务违约。有些人可能会不高兴,但生活还会继续。相比之下,将处在环境灾难中的地球传给子孙更令人担忧。毕竟人类除了地球之外没有其他去处,也无法重启地球的气候系统。如果我们能做到审慎地看待公共债务的问题,就应该同样审慎地看待比公共债务更加不可逆转、后果更严重的气候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如此坐视全球气候继续变暖呢?
第一,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化石燃料的基础上的,就像罗马是建立在奴隶的累累白骨之上一样。发生在19世纪初的与其说是“工业革命”倒不如说是“能源革命”。是我们亲手把碳排放到大气中的。
正如我在《气候政策》杂志中所讲过的,曾经被如今高收入国家独享的能源密集型生活方式如今已经遍及全球。在新兴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在经济上趋同的背景下,世界对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能效提高的速度。不单二氧化...
水交易可能会让中国更加缺水
(May 20)
中国正在尝试利用水交易来解决保证供应公平和避免生态破坏这个双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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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和严密的状态控制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标志,这两大标志显然在该国的水务管理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除了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造价620亿美元),中国政府又投资33.5亿美元建设多个海水淡化厂,目标是到2015年实现海水淡化220万立方米。2002年,中国试图实施取水许可证制度来遏制水源的过度抽取。
但是,这些措施远跟不上中国用水需求的迅速增长。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吸干”中国的水源,并把污染物排入河中。据2030水资源集团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用水缺口将达到1990亿立方米。因此,中国政府转而采取新的解决办法——市场,即通过一个可交易的水权系统来分配水资源。
“这就是尝试从集中式、自上而下的系统,向用户间更加水平的安排转型,”水权制度建设项目(Wet)中方负责人沈大军说。这一项目是中国水...
新加坡治水对中国的启示
(May 16)
早在40年前,新加坡领导人就意识到一个社会在污染环境中的生活成本要比在清洁环境中高得多。中国也能认识到这一点吗?当新加坡这个袖珍城市国家在1965年获得独立时,其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巨大限制,让许多外部人士都预言其未来会一片惨淡。
然而,40年过去了,现实似乎与这个预言截然不同。在短短几十年里,这个国土面只有714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十分有限的小国,已经成为一个发展的榜样。新加坡拥有不断增长的人均GDP、清洁的环境和生机勃勃的创新力,从中国到缅甸,“学习新加坡”已经成为一句老生常谈。
今天的新兴国家挑选新加坡作为学习榜样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应该尤其注意该国水管理的历史。尽管面临着多重挑战:迅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用水需求高涨;GDP增长30倍;通过填海造地,国土面积增加了23%;人口增加了两倍;工业蓬勃发展,但四十年中新加坡的水安全状况得到了切实改善。虽然目前新加坡仍然依赖进口水源,但它正努力争取在50内实现用水自给。
水消费量暴涨
从1965年到2011年,新加坡每天的用水量从7000万加仑增长到3.1亿加仑。
为了迎接这个增长带来的挑战,新加坡的汇水(通过下水道、沟渠和河流以及地表水收集池网络收集雨水)面积占到国土的67%,大大超过了独立初期的11%。
尽管今天新加坡仍然从毗邻的马来西亚柔佛州大量买水,但同时随着其用水需求的增长,该国一直在努力降低自身对进口的严重依赖。新马间有两个重要的用水协议,其中一个已经于2011年到期,另一个规定每天最多新加坡能够从马来西亚进口2.5亿加仑的水。但实际上的进口量只有大约1.5亿加仑,相当于新加坡每天用水量的一半,该国的目标是在50年内将进口水量变成零。
新加坡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扩大新加坡的水源供应基地、进行水质管理以及减少用水活动中的能源消耗,比如,被称为NEWater的新加坡特有的高质量污水处理和海水淡化等非常规水源的开发。
NEWater已经满足了新加坡30%的用水需求,这一比例到2060年有望达到50%。这已经成为新加坡日益增长的工业部门用水的主要水源,减轻了饮用水的压力。与此同时,海水淡化的比例从用水总需求的10%有望增加到2060年的30%。
新加坡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发展,2000年以来水价一直都在边际成本的基础上制定。而公共部门的参与方式则是长达数十年的努力沟通和宣传。
作为...
小多边方式能否打破气候僵局?
(May 15)
根据商品的消费地而非生产地来计算其排放,对中国来说更加公平,也是达成有效气候变化协议的一个关键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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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政府面临着采取气候行动的巨大压力,但是它将联合国渠道视为一条谈判的死胡同。比起在气候大会上与将近200个国家进行谈判,布什政府更青睐与小型国家集团达成的“小多边”或者说“诸边”解决方案。
到了2013年的今天,白宫里已经换了一位新总统。奥巴马因为重振多边主义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较小型的小多边解决方式的势头似乎并未减弱。
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上达成了第一个气候框架条约(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至今全球气候谈判历经了二十年的艰难跋涉,现在是重新考虑这些较小型的国家集团是否能够打破无尽僵局的时候了。
尽管气候谈判已经变得极为复杂,核心的困难仍然是谁应该采取行动减少自身排放、应该减排多少以及何时减排。1992年的《公约》中有一个广为引用的短语,即各国应该根据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采取行动。这是一个非常能够让人接受的说法:每个人都应为气候变化这个全球危机负责,但一些国家造成的问题更大,因此它们应该采取更多行动,尤其是那些资金最充裕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将此视为富国的义务,因为它们对大气造成的碳污染最多,就应该最先采取行动,最大幅度地削减其排放。一些主要富国却拒绝承认这种“历史责任”,因为这样做可能意味着对其经济竞争力的破坏,甚至意味着法律责任。
但是时钟从未停步,二十年过去了,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联盟来充分、有效地解决减排问题。可选择的方式中包括组成这样一个集团:一方面要够小,以避免普遍多边主义的不易操作;另一方...
黑社会:“另类”新能源投资客
(May 14)
越来越多的“另类”投资者正在被新能源生意吸引而来,黑社会是其中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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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2013年4月4日,意大利警方没收了商业大亨维托·尼卡斯特里价值15亿欧元的资产,其中包括至少43个风能和太阳能公司。
警方信息显示,维托·尼卡斯特里利用新能源投资为黑手党洗钱。
虽然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主体是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但是 “另类投资者”正在纷纷涌现。黑帮只是其中之一。
新能源“重量级”玩家
对在意大利投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厂的中国公司来说,知道同行中有黑手党这样一个“重量级”玩家,已经不是第一天了。
“黑手党在新能源领域的渗透比较深,意大利很多其它的经济领域也都有黑手党的影子。”太阳能制造和开发商优太新能源(Up Solar)首席执行官蒋喆对记者说。
优太新能源曾在西西里岛建设过一个1MW(兆瓦)的太阳能发电厂,蒋喆坦言,其公司项目多位于意大利北部,这与南部是黑手党活跃区域有一定关系。“作为外国公司,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避免,比如尽职调查尽量向前靠,从源头上摸清项目底细。”
不仅是意大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能源还受到日本、希腊等多个国家的黑道欢迎。
赵冉是一家中国新能源公司的副总裁,三个月前他曾代表公司在日本寻找可投资的新能源项目,在日本,他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合作伙伴”。
“有个项目在做前期调查时,我们通过中介得知这个项目有暴力团背景,吓得立马放弃了。”赵冉对记者说,福岛核危机之后,日本新能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黑社会也开始涉足其中,但其深度和广度远不如意大利深厚。
总部位于萨拉热窝的ISA Intel组织致力于对欧洲、中东和非洲相关项目的调查。根据ISA In...
特别报道:中国在非洲的错位形象
(May 13)
中国在非洲的商业和投资活动不断增加,在非洲媒体中也呈现出多元镜像。崔守军在加纳进行了数月田野调研,以此为基础解读中国人在非洲社会的整体形象。走在加纳街头,“Hello, Chinaman”或者中文“你好,中国人”是经常听到的称呼,中国人听上去会倍感亲切。对此,多数中国劳工会沉默,或报之一笑,因为语言受限。事实上,这个称呼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美妙和友好,传达的含义更多的是一个身份标签,而不是一种价值认同。
当前,在加纳长期居住的中国人可以分为四种:1、贸易商或企业家,经济实力相对较好;2、各种专业人员,包括技术人员、工程师、援助工作者、教师、医疗工作者等,素质相对较高;3、受雇于私企或者国企的劳工,一般都基于劳动合同,人数最多;4、在加纳长期定居和生活的中国人,多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移民”。2009年,中国驻加纳大使曾在一次讲话中估计:在加纳的中国人约1万人左右。由于近几年增长迅速,目前的实际人数应该更多。
20世纪50年代,出于意识形态和联合第三世界抵制苏联的需要,中国开始加强与西非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位于西非几内亚湾北部的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因盛产黄金曾被称为 “黄金海岸”。1957年,加纳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一个取得独立的国家,现在经济发展稳健,政治上实现两党制,媒体独立意识很强。1960年中加建交。目前中国已经是加纳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11年两国双边贸易量达35亿美元,中国对加纳投资增长也很快。但与此同时,加纳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价值只有4亿美元,双边贸易失衡。
中国人在加纳的形象并不好,但当地中国人对此并不知晓,甚至不闻不问。一方面是由于性格温和的加纳人很少直接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另一反面则是由于语言障碍而不能阅读当地报纸,导致中国人信息匮乏。中国人通常都聚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区文化。
因而,中国人向外界展示的“我形象”与加纳社会与媒体眼中展现出来的“他形象”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填平的鸿沟,也即存在着“形象错位”。加纳媒体和社会对中国人的不良印象,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形象错位是关于中国投资。对此有截然不同两种看法,支持者多以加纳学者和官员为主,认为中国投资驱动非洲经济增长;反对者则认为中国投资负面影响多,出于政治目的,用工标准低,不尊重人权等,多以媒体为代表。加纳政府对中国投资持赞赏态度,有加纳官员曾引用塞拉...
可再生能源:欧美如何应对中国攻势?
(May 10)
欧美推行私有化和解除管制规定的新古典主义思潮,使其无法在壮大可再生能源产业方面与中国竞争。华盛顿的各智库都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抗衡。中国的政策放弃进行新的创新行动,通过大力发展标准化产品争夺市场空间。
但中国真的就是毁掉“全球能源创新生态系统”的魔头吗?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那些已经在开发创新性太阳能光伏电池的欧美企业,乍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言之有据。
去年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它们已不得不向中国的竞争压力低头。
美国的Solyndra公司宣布破产,德国的Q-Cells集团被迫卖掉了其从事CIGS开发的子公司Solibro(CIGS是铜、放射性铟、镓和硒化物的缩写,它们均为硅的替代物质),而收购者正是中国的的能源生产商汉能集团。
上述两个案例中的企业都在开发新的CIGS“薄膜”太阳能电池。这种电池尽管效率稍差,但材料成本低廉得多,因而具有决定性的成本优势。
但无可否认,这类新型太阳能电池的商业前景,已经被中国第一代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的大规模生产给破坏了。
中国太阳能电池的标准化产品成本降低速度确实太快了,以至于那些更新的、成本更低的CIGS电池根本连进入市场的机会都没有。
中国对可再生能源抱着一种坚定的、严肃的、不屈不挠的支持态度。
中国的这种态度主要不是出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而是一种国家能源安全政策,让中国可以在不触及其他国家化石燃料权益的情况下建设自身的能源体系,因此也就不会引发战争的危险。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中国的明智战略,那么别的国家应该如何回应呢?
不管用的关税及贸易禁令
美国的应对方式是限制中国在海外的活动,并且对美国进口的中国产太阳能电池施加贸易制裁,即征收惩罚性关税。
而欧盟则威胁要进行更广泛的制裁,不仅针对光伏电池,还针对组件和整体系统。这样的惩罚性关税就是为了限制中国产品在国外的销售。
但是,欧美的这些制裁手段都很不管用,已经被聪明的中国企业成功规避。它们正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并且将生产活动全球化,通过非大陆来源(如台湾)将太阳能电池出口到美国。
此外,中国还对美国产品进行了漂亮的反击,对从美进口的高压光伏元件和包括纯级硅(目前美国处于对华顺差状态)在内的材料征收对抗关税。
这些始料未及的结果可能会使得美国的贸易制裁相对失效,同时也引起了中国的严重不满,美国将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欧盟也选择了一个不同的...
美国的日常“生化危机”
(May 8)
就在中国与泛滥的铅污染奋战之时,美国也在与自己的铅“遗毒”苦苦抗争,而且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生化危机”。一种隐藏的污染正在毒害着整个美国。毒素就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我们喝的水中,存在于我们房子的墙壁里和屋内的家具里。就算在汽车里我们也躲不开它。它遍布城乡,无论贫富老少,所有人都无路可逃。但你从来没有在报纸上看到过它,也没在夜间新闻里听到过它的报道,原因很简单:它没有名字,也没有解药。
这个沉默杀手背后的元凶不止一个。首先是铅,还有乙烯基,还有甲醛,还有石棉、双酚A、
多氯联苯(PCB)以及它千万种创新化合物。创造它们的工业曾经许诺说“
化学让生活更美好”,但恰恰相反,它生产出来的毒汤让每个美国人都成了小白鼠,把整个美国变成一个大型的变态试验。
如今,我们所有人不知不觉都成了无数最大型临床试验的对象。在毫不知情或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在为千万种疑有毒性的化学物质和复合物,以及安全性未经证明、对人类影响完全未知的新物质
做着试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简称疾控中心,CDC)已经开始对我们体内151种具有潜在威胁的化学品进行
监测,包含了我们的骨头、肌肉、血液和脂肪中积蓄的各种污染物。
把这些新化学品引入我们生活的企业,没有一家会告知我们是其试验的一部分;没有一家会要求我们签同意书,或者解释说他们其实对这些进入我们环境和我们身体的化学品的长期副作用一无所知;有没有一家清楚这么多人造化学品数量不明地在人体中进行化合,会产生什么样的协和效应。
工业毒素如何进入我们家中
关于美国人如何不知不觉成为试验对象的故事,开始于100多年前。故事的关键人物就是美国职业病学之母——
爱丽丝·汉密尔顿。她从那时就开始记录铅涂料颜料厂、电池厂以及铅矿的工人在受到铅毒害后的可怕遭遇。他们的工作场所的空气中飘满了铅尘,工作台和衣服上都落了厚厚一层,然后工人们会出现瘫痪、颤抖、抽搐,直至死亡。
不久之后,接触到铅涂料和铅尘的孩子们也被认定为这种致命神经毒素的受害者。许多孩子出现了抽搐和昏迷,他们要么在散落着铅尘(来自涂料)的地板上爬过,要么触摸过用铅涂料的玩具,要么咬了有铅涂料的童床、窗台、家具和木器。
然而,铅产业界对此的反应不是对公众说实话,反而通过其行业组织——
铅工业协会,开始了一场长达六十年的运动来掩饰其产品的可怕影响。他们的手段包括质疑那些向卫生部报告儿童铅中毒情况的医生、通过...
儿童是中国铅污染的最大受害者
(May 8)
中国铅污染严重但治理进程缓慢,儿童成为最大受害者。美国经验,或许可以借鉴。今年4月初,美国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进口的大米被爆铅严重超标,震惊英美媒体。中国铅污染,到底多严重?
从2006年到2010年的五年间,中国出现了近20起重大的铅污染事故。在事故高发的2009年,记录在案的铅污染事故高达178起。
作为世界最大的铅冶炼国和消费国,中国的铅冶炼厂备受诟病。
“中国铅产量占比巨大,因为拥有大量的电池厂(特别是用铅量很大的铅酸电池厂)和铅冶炼厂,中国铅污染的尺度远大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美国自然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律师戴维·莱纳特对中外对话说。
铅在身体中累积有损肾功能,同时破坏神经系统。对处在发育期的儿童,铅毒更可能导致智力下降和行为异常。
据青岛市第九人民医院微博,“儿童铅吸收率高大42%-53%,约为成人的5倍,而排铅能力只有成人的30%。”
戴维·莱纳特对中外对话,“因为孩子常在地上玩耍,铅冶炼厂附近的孩子中毒,更多来自于土壤污染。”他说,对土壤污染,应该设定特定的干预水平,在超过这个污染阈值时,就应该采取治理行动,清除污染。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中国血铅污染地图,更新至2011年初,来自
google map,作者doubleaf)
土壤铅污染严重
戴维·莱纳特说,中国铅污染的关键是管理系统不完善——条例规定不够强硬,没有完善的安全标准,政府响应不够迅速,缺乏健全的法律体系。
NRDC从2008年起,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云南环境监测中心和云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合作,对云南东北部的一个铅锌矿开采/冶炼区域进行调研。
历时两年半的调研发现,在工厂的盛行风向上,包括校园、教室、菜地等监测点的数据,超过国家土壤质量标准2到7倍。当地居民严重暴露于铅污染中。
NRDC分析报告指出,当地没有明确的铅污染健康风险管理体系,环境和卫生部门之间很少有互动和信息联系,系统的健康风险评估和干预机制则几乎处于空白。
在防御和治理上,调查区的薄弱环节都很明显:污染源排放控制不足或者没有执行,冶炼厂与生活区没有一个合理的缓冲地带,环境监测范围有限而且不连续,冶炼厂的污染排放几乎处于无监管状态。严重的土壤污染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理。
4月22日,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重金属污染防治与土壤修复...
中美两国终于认真面对气候变化?
(May 7)
两位气候问题专家就新成立的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给出了他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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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访华期间签订的《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都认识到双方的有力合作和进一步的行动不仅对控制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更能“树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强有力榜样”,提高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标准。
尽管如此,如果只有措辞而缺乏具体的行动,这个重要的新信号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
毕竟这不是中美两国第一次提出要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合作了。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召开前,两国就曾
同意“加强和协调各自的努力”。之后,美国和中国的确在一系列
清洁能源倡议上展开了合作,但资金供应和高层的支持却日渐减少。
此前的协议也曾被认为是重要的突破,因此将此次的声明视为老调重弹也未为不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仔细审视这份声明,因为要真正在气候变化领域取得进展——包括建立强有力的国际气候协议——
主要国家必须首先将他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化为行动。
联合声明创立的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将“立即着手工作,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推动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方式。
以下是我们对于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可以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的建议:
I.控制发电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行业的碳排放
在中国和美国,发电等大规模工业的煤炭使用都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所以对于两国来说,解决上述污染源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中之重。中国的发电行业的煤炭消费量和碳排放占到全国的一半,钢铁、水泥和煤化工等重工业的煤炭消费量和碳排放量也占到很大比例。